美食甜点只与潘汉年、周恩来保持着单线联系

戊戌变法期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主编《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主张君主立宪。同年,杨度又写《中国宪政大......

  戊戌变法期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主编《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主张君主立宪。同年,杨度又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与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一起上奏。第二年,清政府将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杨度任该馆提调,参与沈家本主持的修律工作。宣统二年(1910年),清资政院会议期间,杨度指出中国必须在法律上消除家族的各种特权,国家和人民之间,是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对人民要有教之之法和养之之法,国家要给人民以营业、居住、言论等等自由,人民对于国家担负责任。这一名为国家主义实质上仍是金铁主义的法律理论,遭到以劳乃宣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抨击。

  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始则反对共和革命,继则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他的君主立宪救国理论在实践中处处碰壁,最后彻底破产。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革命运动使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他长期与李大钊等人接触,世界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1929年秋,在严重的中,他申请加入中国,经党的批准,成为秘密党员,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31年逝世。

  我的观点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应庸俗化,应按不同历史阶段上人物的不同历史作用,做符合实事求是标准的评价,美食甜点而不应以反对某个人物某个历史阶段的负面作用,而抹杀其在另外历史阶段中具有的正面历史作用,特别不应该以树立某个历史人物为其对立面。

  前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回忆,周总理晚年病重期间,曾专门派人把王冶秋叫到医院,要他负责转告在上海的《辞海》编辑委员会,在编辑“杨度”条目时特别要注明一条:杨度是何许人也?能名列《辞海》,还让周总理在重病时念念不忘?

  今天的年轻人,你如果问他知道不知道杨度,我相信十个有九个会回答说不知道。但是,大约近一个世纪之前,他一度曾名满天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人物,而且是一个牢牢地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

  杨度,湖南人,字皙子,1874年生,年轻时曾中举人,进京考科举期间,参加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后自费留学日本,与黄兴同学。光绪二十九年,参加新设的 经济科科举考试,中榜眼,但由于有倾向立宪派的言论,被除名。清廷立宪后,被聘为给皇族讲授立宪课讲习,成为名噪一时的“立宪专家”。

  民国后,杨度积极参与推进君主立宪活动。袁世凯称帝前,杨度带头成立筹安会劝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肆鼓吹活动,位列当时著名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一时有“布衣国士”之称。袁氏复辟失败后,杨度是民国政府通缉的首名“帝制犯”。

  也就因为杨度的这些鼓吹推进帝制的活动,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他能在《辞海》中列名的基本原因。所以,说他是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一点也不过分。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病重的周总理却对这样一个在历史记载中几乎盖棺论定的人物,还要倾注那么大的关心呢?这从周总理要求王冶秋转告《辞海》编辑委员会,要特别注明的一条上可以找到答案:杨度在极为严重的1929年,参加了中国!

  杨度入党,是潘汉年介绍,周恩来亲自审查批准的。作为秘密党员,他一直从事着机密的情报工作,只与潘汉年、周恩来保持着单线联系。个别曾奉命与他联系过的基层党员,根本不知道这个文雅的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帝制犯”。直到王冶秋的这个回忆发表之后,美食甜点几个参加过上海地下斗争的老党员,才知道当初他们联络过 的这个老人,就是杨度。

  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在上海地下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刊头的“红旗”二字,就是出自大书法家杨度的手笔。

  杨度晚年的公开身份,是上海青帮人物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实际就是杜豢养的清客。他到杜月笙身边,也是经过党组织研究批准的,而这个身份给他个人和家人 带来了不少耻辱,一个著名的“宪政专家”和大书法家,曾是科举榜眼的才子,为了钱去在黑社会人物门下当清客,在哪个时代都是要遭人耻笑的。但为了党的事 业,杨度忍辱负重,默默地工作,为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为了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他不惜坚决阻止女儿参加学校的进步学生活动,还为此令他所心爱的女儿与自己产生了误解。

  据他的妹妹杨少姬回忆,杨度去世的前一年(1930年),身体已经很不好,曾带着她一起去游过太湖。当时她并不知道,杨度并不是去旅游养病,而是身负秘密 使命,前去与柳直荀(就是《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那个柳)等人联系,共同策划太湖武装起义(后因故未能发动)。可 以文学性地评价杨度的太湖之游:他为自己的信仰和的事业,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杨度在晚年,为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这都是些默默无闻的小工作,就是在情报战线上,他也没有过钱壮飞那样挽狂澜于既倒的业绩。同样从事这类小工作的员,当时可说是成百上千。也就是说,杨度晚年作为员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令他成为党史上的著名人物,更不能令他“名标青史”列名《辞 海》。而使他作为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留下名姓的最重要的理由,恰恰是将他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理由:筹安会之首的“帝制犯”。

  可是,周总理却一直记着杨度,在病重期间也没忘记要为杨度的晚年做出不可磨灭的证明。

  如果我们以杨度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基本定位“帝制犯”来给杨度盖棺论定,对周总理的态度又当如何理解呢?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作为个人的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行为变更是非常复杂的,只有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判明个人在特定历史阶段上所处的潮流趋向中的作用地位,方能完整客观准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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